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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遣册中多见"甘羹"一物，但一直都被研究者误释作"白羹"。根据 藏西汉竹书中的"甘"字，同时结合其他一些相关材料可知，所谓的"白羹"应当改释作"甘羹"。"甘羹"是指用枣、栗、饴、蜜等甘物调和而成的甜羹，是研究我国早期烹饪史的宝贵。夏鼐《〈敦煌石室画像题识〉后记》一文原载《文物周刊》第93期，《夏鼐文集》未收，学界基本上未曾给予关注。《夏鼐日记》中记载了该文的撰写缘起及发表始末。整体而言，夏鼐对史岩《敦煌石室画像题识》一书评价不是很高，但对向达抄录的题识评价甚高。该文采用"互证"的研究方法，对《敦煌石室画像题识》进行补正，力求得出客观、正确、的结论，反映了夏鼐严谨、求实的治学态度。该文为相关研究提拱了一些有价值的史料，如敦煌洞窟编号等重要问题，夏鼐文中提出的观点即使在今天看来仍有一定的学术价值。该文的主要材料是抗日战争期间夏鼐在敦煌考察、发掘所得，反映了他不怕困难、忠于学术的精神，亦反映了他与向达、劳斡交谊的点滴。作为一位的考古学家、历史学家，新考古工作的主要组织者和 ，夏鼐对敦煌学的发展出了重要贡献。西王母的传说起源甚早，《山海经》、《穆天子传》、《竹书纪年》中就有相关记载。西王母究竟是人抑或是神?学术界见仁见智，莫衷一是。有趣的是，殷墟甲骨文中也有"西母"，与"西母"并提的还有"东母"。甲骨文中的"西母"与载籍中的"西王母"有无关系，值得认真研究。本文将载籍中的"西王母"与甲骨文中的"西母"作了仔细比对，发现二者虽有差别，却也不无相似性和关联性。二者或有一定的渊源关系，周及其以后的西王母崇拜习俗或可追溯自殷商时代。战争定海之战中张朝发因受伤而死，理应被视为为国捐躯。然而，他长期被看作有罪之身，没有获得应有的礼遇和评价。本文通过重新解读史料和学术史梳理，认为前人提到的张朝发所犯"罪行"主要有八项：其中，"通敌"一项纯属子虚乌有，"撤守"一项没有足够的证据可以证明。"事前不作准备"、"临事调度无方"两项确实存在，他也可能犯有"贪腐行为"，这或多或少影响了清的战斗力和战斗意志。至于"愎谏"、"临阵脱逃"和"丧师失城"三项，尚须作进一步讨论。张之所以拒绝其部下的建议，实是各守其责、不得已而出的选择，而且其部下所提建议是基于"英不能陆战"这一错误的判断之上。张在战斗中受伤， 不治而亡，属于为国捐躯，与临阵脱逃有本质的区别。张对定海失守负有一定责任，但清战败有着更深层次的原因，单从技战术的角度而言，在定海之战中，清与英在知己知彼、人数和士素质、 装备、战法等方面存在巨大差距，清战败有着某种历史的必然性。本文通过梳理3处商周家族墓地出土族徽铜器材料，将族徽铜器墓葬分为单一族徽墓葬、复合族徽墓葬、混出族徽墓葬，进而将商周家族墓地分为单一族墓地、两族共用墓地、多族共用墓地三种类型，认为其所反映的族组织类型分为两种：一种为单一父系血缘团体，通常由两三代有近亲关系的几个核心家庭组成；另一种由二三个不同血缘的族氏组成，内部分为本族、分支、其他族氏三级结构。本文论证邓县出土南朝舞蹈画像砖上的胡人形象表现的是《荆楚岁时记》中戴胡头的驱傩人。胡头受流寓南朝荆楚地区的粟特人的影响。梁武帝及其近臣在都城建康创作"上云乐歌舞伎"采用其所熟悉的南朝荆楚地区的歌舞与风俗，此伎乐中的角色多以面形式表现，其中 文康就来源于荆楚地区的胡头。该伎乐原本在宫廷元会上演出，稍后也作为佛教供养伎乐演出。支持此推论的文物证据有川博2号造像碑正面伎乐浮雕。它以实物证明，"上云乐歌舞伎"在萧梁时伴随着佛教，由都城建康传播到了成都等地区性中心城市。之后，百济人味摩之在长江下游地区学习此类面戏弄，于公元612年传入日本，演变为佛寺内作为供养演出的日本《伎乐》。这些古代丝路上相关联的面艺术具有胡、佛结合的共通性，体现了东西方文化间的交流。这种交流或可追溯至佛教自贵霜帝国治下的犍陀罗、中亚传入的两汉之际。麦积山第1窟为麦积山石窟早期很重要的一个洞窟，该窟由于有过数次的重修，对之系统的调查进而分析其始建年代与重修年代，有利于麦积山石窟成组洞窟及年代学的研究。本文在详细调查的基础上，认为该窟与第128窟等为北魏太和时期凿，北魏晚期对该窟进行了重修，宋代再次重修。通过对博爱西金城遗址的资源域分析，重建了龙山文化时期西金城聚落小区及其所在徐堡聚落区域的控制网络，以此将整个豫西北地区的龙山文化时期聚落分为至少3个聚落区域，每个区域的面积约为2平方公里，分别控制着4～5个聚落小区，有3～4级决策聚落等级，并有扇形和梯形两种聚落控制模式。7年夏，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第二工作队等对龟趺山建筑基址进行了发掘。基址由台基、主体建筑和两侧登山路等组成。主体建筑面阔和进深各三间。有一幢石龟趺碑座。发现刻有契丹大字和汉字的石碑残片。据汉字碑文可知，碑上刻有耶律阿保机的历史功绩。该基址为"辽太祖纪功碑楼"。95年以来，对湖南永顺县老司城遗址进行了四次调查与发掘，基本明确了城址各个功能区的分布情况。宫殿区与衙署区位于城址的中心，其周围分布有街道区、土司墓葬区等。出土遗物有建筑材料和青花瓷等。老司城及其周边的建筑大多建于明代。老司城遗址的发掘对于研究土司制度、与少数民族关系等具有重要价值。8年，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凉城县水泉2座辽代早期墓葬。两墓为圆角梯形竖穴土坑墓，有殉牲。随葬品主要是金银饰品、鎏金铜马具、铁器和大量腰带饰品等与少数民族相关的遗物，其中M27所出一套完整的马具体现出突厥文化的风格。这2座墓葬对了解该地区民族文化的融合等了重要。7～28年在淅川县马川墓地发现了近百座东周墓。墓葬保存基本完整，其中以118号墓的规模较大。该墓为带墓道的长方形多台阶竖穴土坑木椁墓，由墓道、墓室两部分组成。墓内有一椁三棺，出有陶器、青铜、铜铃及料珠、玛瑙珠等遗物。该墓年代应为战国早期，墓主人为卿大夫级。6年8月至9月，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等在偃师市阎楼村一座封土墓冢。墓冢上部原筑封土为圆形，径28米。墓葬为单室土洞墓，由长斜坡墓道、甬道、长方形土洞墓室三部分组成。出土器物残存陶器、瓷器、铜器、石器等28件。据墓葬形制与出土器物，该墓时代应为东汉晚期到曹魏时期。本文通过对柴窑"出北地"、"出北地河南郑州"等文献尤其是版本诸多问题的讨论，认为"河南郑州"既有可能是曹昭《格古要论》的原文，也有可能是云间舒敏志学等人增加的，认为仅可能是王佐增加的观点是可商榷的；同时认为柴窑"出北地河南郑州"这一说法具有一定的可信性，并倾向于认为今郑州很可能是柴窑一个重要的接近京畿的烧造地。